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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2010年9月28日晚，世博軸陽光谷旁的國旗迎風招展。新華社記者 徐昱 攝
相對於發達國家來說，發展中國家的適宜制度具有特殊性和多樣性。（資料圖片）

　　資料圖：2014年3月24日，第三屆核安全峰會在荷蘭海牙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併發表重要講話。這是習近平抵達峰會會場。新華社記者 龔兵 攝
　　資料圖：2014年5月8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阿布賈出席第24屆世界經濟論壇非洲峰會全會，發表題為《共同推動非洲發展邁上新臺階》的特別緻辭。(新華社記者 李濤 攝)
　　【編者按：經濟發展是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等多種因素系統作用的結果，其中制度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而制度要促進經濟發展，必須切合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條件。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需要不同的制度選擇。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功，走出了一條中國的發展道路。中國無意推銷所謂“北京共識”，也不認為自己的經驗和模式可以不加修改地被照抄照搬。任何一種制度都不能一成不變，而必須適應不斷變化的生產力發展的需要。】
　　近30多年來，世界範圍內最引人註目的現象之一是：許多發展中國家在西方模式的指導下逡巡不前，甚至經濟社會倒退，唯獨中國在一種具有自我特色的道路上一路前行，創造了“中國奇跡”。在這一簡單的事實對比背後，隱藏了一個國家治亂興衰的密碼，我們認為，“制度適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釋國家興盛的奧秘。
　　“制度適宜”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奧秘
　　此前，理論界對中國經濟奇跡的解釋，多數是按照一個既定的思路來進行的。即試圖把中國發展模式納入到一個既有的理論框架下，以證明某種理論的正確。而這可能也是難以對中國經濟做出全面充分解釋的一個原因。中國的成功，恰恰在於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拘泥於任何條條框框。中國是把各種理論的合理要素巧妙地結合起來使用，使每一種因素的優勢都得到發揮，從而最終促成經濟奇跡的實現。在這當中，統領各種因素的核心，就是適宜的制度。
　　建立任何一種制度的根本目的，都是為了對社會集團和個人行為提供有效的激勵，由此鼓勵創新、勤奮、誠信、責任與合作等。制度安排決定了社會集團和個人選擇的領域與範圍。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激勵的方式、機制和結果會大相徑庭。一個組織的激勵機制，是通過明確責、權、利的關係來實現的。如果將經濟發展看成是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等多種因素系統作用的結果，制度就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而制度要促進經濟發展，則必須切合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條件，即必須是適宜的。
　　因此，“制度適宜”是指一種制度能夠適合本國的資源稟賦和制度稟賦，與本國的生產力水平、社會文化、外部環境和社會承受力等條件相匹配，從而能夠較好地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
　　需要註意的是，制度適宜強調一項制度安排對本國各方面具體條件的適宜性，它有別於泛泛而談的“外國先進制度”或“最優制度”。一項制度安排是否可行，取決於當時的客觀條件。因此，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需要不同的制度選擇。比如，雖然發展中國家可以學習和模仿發達國家的制度，但由於二者之間社會經濟條件的差異，無條件照搬發達國家的經驗，就不會成功。制度本身並沒有絕對的優劣之分，關鍵是要適合一個國家的特定國情。
　　特定國家社會經濟的客觀條件與其他國家必定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從根本上決定了適宜制度的多樣性。因此，考慮制度適宜時，應當充分估計下列因素的影響：本國經濟發展和制度建設方面的特定目標(發展戰略及其制度支持)，生產力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是決定製度的基本因子)，本國的政府能力和市場能力(政府的權威程度和市場的完善程度)，本國的政治制度(適宜制度必須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本國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特點，以及該制度帶來的社會摩擦和衝突是否會超過社會承受力等等。
　　所以，制度適宜又具有相對性。一種制度，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區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在一個國家能夠有效運行、促進發展的制度，到另一個國家卻有可能無法發揮類似作用。絕對最優、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制度是不存在的。不同的制度如果能夠切合不同國家和地區各自的特殊情況，而都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就應該是適宜的。
　　另一方面，不同國家採取不同的制度也可能產生相似的效果。歐美國家按自由市場的制度安排實現了高速增長、工業化和城市化。而蘇聯、東歐國家在二戰後選擇了計劃經濟體制，也同樣快速實現了工業化。同時，眾多發展中國家也利用這一制度安排實現了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這表明計劃體制在特定的條件下，也有其適宜性。
　　制度適宜的相對性，意味著任何制度都沒有絕對優勢。由於適宜制度需要與文化、意識形態、發展水平等相適應，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文形態、發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別，這也決定了適宜的制度是各式各樣的。
 
　　“制度適宜”可解釋西方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的失靈
　　20世紀80年代後期，亞洲和非洲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外力的干預下，紛紛模仿西方的制度，走上了所謂“民主”道路，並按“華盛頓共識”開始了經濟與社會的改革。但20多年的實踐，不僅沒有使亞非國家走上良性發展的道路，反而使它們陷入內亂不斷、經濟停滯、人民生活大倒退的泥潭。
　　以“華盛頓共識”為標誌的西方發展道路在亞洲、非洲發展中國家的失敗，宣告了這是一條走不通的道路。失敗使發展中國家覺醒，紛紛尋找更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鼓舞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堅定了它們走自己道路的信心，它們也表達了希望學習中國發展經驗的願望。
　　拉丁美洲國家比較早地推翻了殖民統治，獲得了獨立。但經過一二百年的發展，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半個世紀的發展，拉美國家的工業化水平仍然不高，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不小。拉美國家自由資本主義的傾向比較濃厚，比較推崇市場的作用，自我積累水平低(儲蓄率低)，經濟對外資依賴度高，債務負擔比較重，發展水平長期徘徊，以“華盛頓共識”為標誌的西方改革模式，使該地區頻頻出現經濟危機。
　　東亞一些國家，經濟發展強調出口導向，利用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管理經驗，以及居民儲蓄率高、教育普及、人民勤勞刻苦和政府主導等優勢，快速走上工業化道路，形成了經濟發展的所謂“東亞模式”。其中，經濟中的自由市場成分相對較低，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這是東亞進一步發展的障礙。20世紀90年代之後，在歐美國家主導的國際機構的引導下，一些東亞經濟體紛紛進行了以市場主導為標誌的經濟體制改革和以西方“民主”制度為標誌的政治體制改革，以期獲得持續發展的動力。但實際情況是，經過一系列的改革後，東亞經濟的增長率普遍下降，經濟的脆弱性突顯，終於在1997年爆發金融危機，經濟倒退；遭受破壞最嚴重的泰國，經濟可能倒退了10年。而在東亞金融危機中唯一沒有被拖垮，且對遏制危機蔓延、促進東亞經濟恢複發揮了重要作用的，正是沒有實行經濟自由化、政治西方化的中國。
　　從二戰後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看，不但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沒能獲得成功，就連一度被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西方市場經濟模式，同樣也沒有帶來福音。相對於發達國家來說，發展中國家的適宜制度具有特殊性和多樣性。
　　所謂特殊性，是指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環境不僅與當今的歐美國家存在巨大差異，與歐美國家的發展初期相比也有很大不同，照搬歐美髮達國家的經驗很難奏效。需要根據自身特點，因地制宜、實事求是地進行制度創新。
　　所謂多樣性，是指發展中國家內部生產力發展水平、歷史文化差異也非常大，這種差異要遠遠大於發達國家內部存在的差異。即使在發展中國家之間，普適性的模式實際上也不存在，只能是一把鑰匙開一把鎖。
　　一是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發展中國家處於競爭弱勢地位，需要政府干預進行彌補。市場機制良性運行的一個前提，就是競爭主體處於平等地位。但當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實力相差懸殊，發達國家占據了資本、技術、信息、資源和市場的絕大部分，並牢牢控制了國際規則和標準的制定權。如果簡單由所謂市場機制決定，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很難得到保護，因此需要政府實施適當干預。從歷史上看，一個國家採取什麼樣的制度和政策，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在國際競爭格局中的地位和是否符合其國家利益。
　　二是由於發展中國家資本積累能力較弱，儲蓄和投資不足，需要政府推動資本積累。歐美國家在發展初期是通過對外殖民、掠奪等特殊途徑，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現代經濟增長則嚴重依賴於大規模投資形成的規模化生產，工業資金投入量遠遠超出了發達國家早期的情況。發展中國家顯然不可能採取當年西方式的原始積累方式，而它們在工業化起步時期居民收入低，客觀上需要借助外力來彌補市場配置的不足，要求政府通過適宜的制度安排，集中有限資源，實現資本積累和基本的工業化，儘快具備初始的發展條件。
　　三是由於發展中國家市場狹小，交易成本高，需要政府干預糾正市場失靈。市場機制要發揮作用，需要一定的市場規模，並要求有相應的信息、交通等基礎設施。不可能像西方發達國家初期那樣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其中一些貧窮和落後的國家，迄今還存在大量的非貨幣經濟，交通阻塞、城鄉分割、地域封閉等，阻礙了商品流通，造成市場主體發育不正常，資源流動不暢，特別是要素市場發育程度低，不能有效調節大量剩餘勞動力的轉移。
　　四是由於發展中國家技術落後，缺乏必要的學習能力，如果完全依靠自主創新，邊際收益就會很低。這樣，就離不開政府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增強技術吸收能力和建立國家創新體系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
　　一般來說，發展中國家經濟獲得了一定發展，具備了基本的競爭能力和積累能力後，市場的配置效能會逐步提高，而政府干預的成本會逐漸加大，政府與市場的作用邊界總體上就會趨向一個合理的區間。
　　以往西方及其主導的國際機構，之所以在發展中國家經濟改革中一敗再敗，原因就是總想用一種模式去套所有國家，總以為自己制定的規則是“最佳”的，太想讓世界按自己的思維方式去發展。這種“好為人師”的思想與行為，顯示了西方人思維上的輕率與傲慢。其實，如果歐美國家真的認為自己的理念、發展模式是好的，那它們就應該有充分的信心，而無需刻意推廣，因為能給人民帶來福祉的制度最終會得到人民的擁護。
　　“制度適宜”解釋中國奇跡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獲得了巨大成功，這已為世人所承認。但說起原因，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筆者認為，中國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是我們所實行的制度適應了中國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從而可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我們從自己的發展經歷中得到這樣的啟示：世界上獲得成功的國家有許多，所走的道路也不盡相同，作為一個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我們的特殊國情不允許我們去照搬別人的制度、模式，所以要找到適合自己情況的制度。
　　中國經濟是1978年後明顯加速的。1978年以後的改革，總體上是市場化取向的制度變遷。開放是面向國際的市場化，開放戰略、各種政策優惠都是制度設計的產物。
　　制度變遷是導致中國經濟以1978年為分界點、從一般性增長走向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改革建立了有效率的制度，通過調動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參與者的競爭與合作等，增加了產出。改革後的制度安排符合了當時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條件和需要。
　　中國經濟增長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有國際的影響，如世界政治格局的改變，全球化、信息化的推進，國際產業分工的調整等；更有國內改革開放以及政治、文化、科技、歷史和倫理等方面的影響。我們不是要否認其他因素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只是指出制度在其中的關鍵性作用。適宜的制度是所有要素發揮作用的大平臺，各種要素在此基礎上被不斷整合、優化配置、激發活力，形成“聚變”效應，最終推動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中國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發展道路。有人認為，中國沒什麼特殊，就是將西方市場經濟的理論付諸與實踐；有人認為西方的理論不足以解釋中國問題，也無法在中國實施。筆者認為，西方經濟理論既可以在中國實踐，又必須按國情加以修正。比如，中國有13億人口，56個民族，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人均可耕地僅1.4畝，各種人均資源都處於較低水平，這樣的國情在世界大國中是唯一的，在發展中國家中也是唯一的。我們在制定經濟發展政策時，必須考慮這些因素。同樣的問題在中國和在其他國家是完全不一樣的。舉例來說，如果法國可以容忍3%的失業率(約150萬人)，而3%的人失業在中國就是4000 萬人口，相當於80%的法國人口。任何一個比較小的問題，被13億人口這個數字放大之後，都是十分可觀、難以想象的。所以，解決中國的問題要複雜、困難得多。
　　強調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並不是要否認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的基礎作用，但不等於政府就因此不可以發揮作用，也不等於市場在無論何時、何種情況下都要起主導作用。改革實踐告訴我們，政府與市場的作用處在不斷調整的過程中，即一般情況下應讓市場的自動調節發揮主導作用。但在特殊情況下，例如出現重大的災害或危機，市場的運作失靈時，政府不但要積極介入，而且要發揮主導作用。例如2008年春天，中國南方遭遇特大冰雪災害，如果讓市場力量去發揮作用，那麼南方物價可能飛漲，因此必須動用政府的力量抑制物價上漲，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2007年夏天以來，美國的次貸危機導致美國多家銀行瀕臨倒閉，如果任由市場自由運作，後果不堪設想。因此美國政府及時介入，使危機和損害得到一定控制。
　　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政府與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應該是相互補充，是不可相互替代的。當經濟比較落後、市場還沒有培育成熟、或遇到重大危機時，政府的作用更大些，反之市場的作用更大些。政府與市場作用的邊界，是在不斷調整的，在動態中不斷尋找平衡。
 
　　“制度適宜”的中國經驗
　　中國的發展道路是靠“摸著石頭過河”走出來的。我們無時無刻不關註其他國家的發展，認真學習、借鑒他國的發展經驗，但並沒有照抄、照搬他人的模式。
　　中國的改革開放得益於思想解放，即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也就是說，不能解放社會主義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發展，不能提高社會主義的綜合國力，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制度、做法都應該摒棄。
　　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是被“逼”出來的。經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經濟發展停滯，無法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需求。因此，中國首先推行了“包產到戶”的農業改革，使農村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經歷19 年的實踐後，“包產到戶”發展成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適合中國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制度。
　　中國的改革開放還得益於始終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認識。鄧小平曾把判斷我們的政策和措施是否正確的標準，形象地歸納為“三個有利於”，即“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利於上述三個方面的政策和制度，都要進行改變。這也是我們提出“制度適宜”這一理論的基礎。
　　中國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這不僅因為中國曾經是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70%至80%，最根本原因是中國有13億人口，解決人民吃飯、穿衣等基本需求，始終是中國執政者的首要問題。農業的穩定、糧食產量的穩定是中國社會穩定的大前提。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就解決了社會的基本穩定問題，也就為其他各項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對於眾多發展中國家來說，這恐怕是個可以借鑒的重要經驗。
　　在城市改革中主要採取了雙軌制，即國有企業逐步進行改革的同時，放開非國有部門的發展。價格也採取了計劃內與計劃外的雙軌制；金融領域實行了外匯券制度，引進了外資銀行，實際上也是貨幣和銀行的雙軌制。這種雙軌制的好處是可以不破壞經濟的既有格局，使得經濟體制改革這一涉及全社會各個階層的大變革不至於引起社會動蕩。因為雙軌制保護了既得利益，同時允許新的參與者出現，逐步擴大非國有部門、非計劃價格的產品在經濟中的份額，一步一步地將市場機制引入經濟的運行。當然，雙軌制的實施也引發了許多問題，但與發展經濟、增強國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局相比，應該是次要問題，也是可以在改革中不斷解決的問題。
　　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中遇到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缺乏發展資金，經濟的原始積累無法完成。中國利用政府對金融的絕對控制，加快了資本積累。1978年時，全國的銀行儲蓄不過200億元人民幣，當時的年財政收入只有1132億元，外資也很少。要想完成大規模的投資、改善基礎設施是不可能的。1979- 1987年我國恢復了農業、中國、工商、建設、交通銀行，成立了大量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利用銀行體系的貨幣創造功能，我們從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間，完成了固定資產投資776480 億元，初步建成了與中國發展相適應的基礎設施和工業體系、服務體系。當然，這種方式也產生了一些問題，最主要的是約4.5萬億的不良資產以及幾次較高的通貨膨脹(但沒有一次高於25%)。不過與經濟發展的成就相比，這仍然只是次要的、可以解決的問題。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能利用好本國的金融體系，可以使經濟發展變得更加容易。反之則會產生巨大的破壞作用，其中關鍵是政府要保證絕大部分投資是有效的。
　　在改革進程中，政府的主導性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政府以堅定的決心持續推進改革、引導改革的總體方向、制定改革方案並有效控制改革進程。
　　同時，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也與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又在此基礎上以實事求是為原則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分不開。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有了對這些關鍵問題和主導思想的正確把握，中國的改革才沒有演變為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以及主流意識形態的徹底否定。
　　與完全照搬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簡單做法不同，中國的改革不會是以私有化為中心的顛覆式休克療法，而是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下，對政府與市場作用邊界進行調整的漸進式改革。改革決策者從來沒有把某一種模式作為一個終極理想去追求，而是堅持從解決實際問題的立場出發推進制度創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將公有制占主體與推行市場經濟並行不悖地統一起來，同時對新自由主義及其以私有化為核心的政策主張保持警惕，正確實現轉型過程中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動態調整。
　　中國的方式一度不被外界看好，但事實證明，計劃和市場不一定位於峽谷的兩端，也不一定需要一步跨過。中國改革與其他國家改革的最大區別是，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包括轉軌國家)的改革都是把市場化、私有化作為目的，認為只要實行了市場化和私有化，經濟就會發展。而中國的改革則是把市場化、私有化(也就是產權改革)當作實現發展的手段，發展國民經濟、改善民眾生活才是目的。
 
　　“制度適宜”還須與時俱進
　　中國改革開放30年最大的體會，就是不能按一個固定的模式去發展。不但科學技術以及生產領域要不斷創新，在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的理念、理論，也要通過自己實踐經驗的總結，不斷有所創新。
　　比如，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曾大力倡辦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發展為我國的農村、農業改革做出了巨大貢獻，有些還發展成了知名的大企業。但隨著經濟的發展，許多鄉鎮企業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和污染，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國家又開始強制性地關閉“五小”企業。不能因為治理污染而否定當初發展鄉鎮企業，也不能因為它們為中國改革開放做出過貢獻，就不治理它們引起的污染問題。
　　中國具有與西方不同的文化，實行與西方不同的制度，走的是與西方不一樣的發展道路，這樣的“文明衝突”使得中國的發展必然引起西方一些國家的疑慮乃至“遏制”。中國的軍事裝備與實力無法與西方大國相比，但卻時常被西方國家認為是對世界的“威脅”；中國人抗議西方媒體對中國西藏問題的歪曲報道，要求抵制外國產品，被西方認為是“醜陋的民族主義”；而當歐美國家抗議中國“偷走”他們的工作，要求抵制中國產品，甚至用誇大事實的手段抹黑“中國製造”時，這些卻都成了正確的“愛國主義”。這背後潛藏的是西方文明至上的思想意識。
　　中國發展需要通過公平買賣從其他國家獲得資源，卻被一些人稱為“新殖民主義”；而西方在非洲掠奪了400年，從沒有給予任何補償，卻鮮有西方媒體進行批評。中國有幾十種礦產資源無法滿足發展的需要，因此一方面要加大科研力度，發展替代產品，開發節約能源、資源的技術；另一方面要加強與資源豐富國家的合作，以期獲得雙贏。
　　面對惡劣的發展環境和來自歐美國家的巨大壓力，中國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從容地迎接挑戰。我們必須在西方的政治、輿論壓力下，在資源的壓力下，在環境的壓力下思考如何既使自己得到發展，也為其他國家帶來機會；既可以高速發展，又可以實現綠色發展。
　　為此，中國不得不提前承擔一些發達國家應該承擔的責任。不是我們要逞強，也不是我們多管閑事。歐美國家為我們的發展製造了許多困難，我們不能寄希望於他人，只能自己剋服這些困難，為此我們必須幫助發展中國家，只有他們發展了，我們才能與他們共同發展。
　　中國無意推銷所謂“北京共識”，我們也不認為中國的經驗和模式可以不加修改地被照抄、照搬。同時，任何一種制度都不能一成不變，而必須適應不斷變化的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我們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因為這種制度適合中國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將來也可能修改它，使之能夠適應更高的生產力水平的需要。
　　制度適宜並不是說只要制度合適了，一切問題就都解決了。再適宜的制度，還要有適宜的人去實施、發展這些制度。適宜的制度本身是由人創造出來的，也必須由人來實施。沒有合適的人，就無法制定出適宜的制度；即使制定出來，也無法得到很好的執行。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適宜制度的創造者和執行者，這是中國發展獲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站在30多年高速發展的新起點上，歷史為今天中國打開的大門是前所未有的；我們去爭取勝利的決心和信心，也應該是前所未有的。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實現150多年來中華民族的強國之夢。(編輯：柳洪傑)
　　作者：李若谷，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行長。此文是作者所著《制度適宜與經濟發展——基於中國實踐的發展經濟學》(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書的縮寫。
(原標題：李若谷：中國崛起的關鍵是“制度適宜”[1]- 中國日報網)
（編輯：SN098）